专题

郭庆亮的“二等”美学——论述社区剧场

文／王放
摄影／陈业兴

“剧场的对象不单是上层社会，如果剧场要传达一个讯息，那我们的对象应该是最底层的广大群众。我一直在想，应该是时候让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就接触到剧场了。也就是说，当我想看戏时，可以马上就去，不需要付很多钱，甚至是不需要付钱。社区剧场所探讨的主题可以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这不代表它的呈献方式或艺术意义是最低层的。我们不能看低普通民众对艺术的理解能力。”

—— 摘自<访郭庆亮——新闻／社区剧场>，收录于《戏剧盒：1992-2002》（新加坡：戏剧盒、八方文化创作室，2004年），页283。

一见面就跟庆亮“翻旧账”，我把这一整串读出来，问他：经过了十年，戏剧盒的社区剧场有什么样的改变？

戏剧盒做了十年的社区剧场，却很少真正谈及其美学和作法。这次的访问，刚好配合戏剧盒即将呈献的社区演出《补天计划之我们》，我们邀请戏剧盒的艺术总监郭庆亮，坐下来谈谈十年来的社区工作。

社区剧场 VS. 社群互动：连名字都可能要改

“其实现在戏剧盒对社区剧场这个名词也开始有很多的思考。”庆亮一开始就与我们解读“社区剧场”这个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语汇：“第一，你一旦形成一个社区，你同时就会形成一种障碍，把其他的社区排除在外，所以我们要谈社区剧场的话可能更要谈它内在的运作方法。我们最近常用的字是‘engagement’——我们还没有想到适合的中文翻译，所以就交给你们这么厉害的人翻译啦！”什么？！小编功力不够，就暂且翻译为“社群互动”，但为了保留愿意，下文仍直接采用‘engagement’一词。

庆亮解释道：“Engagement又可以分成两个层面——‘call’（呼吁／召唤）和‘response’（回应）。也就是说在engagement的过程中有受众，有我们。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议题已经在社群中出现，其实他们就在呼吁，他们想探讨这个东西，我们作为剧团就回应，这是一种engagement。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有一些别人还没看到的议题，我们把它变成呼吁，然后社群再回应。Engagement是互动性的，没有人主宰议题的方向，也没人主宰在空间里论述的权利。也可以这么说：engagement不是一个婚姻，我们不是要跟观众“结婚”，不需要谁负责谁。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家庭，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当我们在一个社区完成我们的工作后，我们就会去到另外一个社区。也因为这样，社群既可以保留它原有的特质，又可以打开它固定的框架，寻求改变。其实如果我们想用社区剧场来改变社群，在理念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也不要只是一味地保护社群的身份。我们要的是一种engagement，让社区保留自己的特质，或质疑自己的特质，或再慢慢地改变。呼吁和回应是一个很互动的过程，社群的身份通过剧场而多变，而且可能拥有不止一个身份，而是一个持续演变的身份。”

戏剧盒早期的社区演出主要在邻里社区进行，表演往往针对一个社会议题，以论坛剧场、立法剧场和嘲讽型新闻剧场等形式呈现。剧团对社区剧场意识上的演变，是否也意味着看戏的观众也要跟着改变？

庆亮从票价的角度阐述：“如果从一个engagement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以前讲的那种二元式的观众——付得起戏票和付不起戏票的——就不成立了。观众一付钱，它就在一个市场的系统里运作，变成一个买卖交易了。这个交易可以变成另一种语汇吗？它是否可以是一种参与，而不是一个价格？作为一个观众，我是一个提供资金的人，而不是我付你钱，你给我表演。Engagement是要一起完成的。以后我们的社区剧场可能还是要付钱，但付钱不再仅仅是一个票价，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最终的方法，但我们想让观众觉得自己也是完成这个演出的一份子，从资金上或创意上等等。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都是来自社区的，然后再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把它变成一个作品。”

社区 VS. 剧院：“二等”美学

为什么要做社区剧场？社区剧场和在剧院里看戏到底有什么不同？庆亮认为，社区剧场的美学是需要提炼的。现在在很多国家，社区剧场还是被看成是“二等公民”。

以即将演出的《补天计划之我们》做例子，他说：“我们这几年都在找不同的创作方法。这次的《补天计划》就很不一样：我们在一个很有历史性，很多记忆和失去记忆的地方进行创作，讲一段新加坡历史，从而尝试engage新加坡人和自身环境的关系。以前我们做的就是跟观众讲环保有多重要，我想我们现在正慢慢进入另一种状态：除了跟观众分享，我们也要观众回应，互动的成分会更多。”

“以前我们在某个社区演出的时候，那个社区仅是一个表演场所，它比较简单，是一个剧场空间、一个公共聚集的地方。现在我们去到武吉知马，这个场域就复杂了。这个场域有我们新加坡开埠的历史、新马关系的历史；同时又是一个表演空间，加上一个议题它又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同一个空间就展现了不同的功能性和伸缩性，这样的社区剧场就变得更多层次。观众不需要什么都理清，因为他们已经在过程中体验到了。空间改变了，人的思考、接触的东西也变得多元化。这样的engagement是绝对无法在一个剧院里做到的，这样的美学经验也可能会慢慢发展出它自己的体现方式。”

答案 VS. 机能：创意的激荡

谈到戏剧盒社区剧场往后的发展，庆亮向我们透露他们正在积极争取一项令人期待的计划：由政策研究院筹备组织的Prism项目。项目旨在与新加坡人探讨新加坡未来的政治风貌，和新加坡人需要怎样的政治。庆亮说，如果可以拿到这个项目，希望可以做一个很深入的engagement：“这里要谈的都是很核心的东西：我们新加坡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到时，我们会运用的形式会就包括电影、装置艺术、剧场和社交网络等，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到时希望可以吸引到一万个人。”

“我们的剧场就有这样的功能，但这功能必须建立在一个东西上，就是剧场不应该只是一个讯息的剧场。它背后一定要有它的美学，而且必须是一个富有创意性的体验。当你要engage一个社群时，并不需要在艺术里找到答案，而是找到一种运作的机能——organic capability。而机能的要点对我来说就是创意和想象力。它是想象力和创意的展现，而不单是解决问题的硬方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出现这些社会议题是好事，因为它激发我们的创意和想象力。我希望我们做的社区不仅是一个议题的空间。如果剧场最后成立的是这样一个空间：有议题、有记忆、有身份认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去激发那种创意和想象力的激荡，而在过程中激荡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必须能够刺激社群带着这些机能到下一个阶段。我们的剧场就是要激发这种机能。”

当我们不断思考自身和社会的关系时，或许剧场也与我们一样不断地在社会中寻找它的功能。我们参与剧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共同旅程罢。

“艺术家到底和社运分子有什么关系？” 要结束访问时，我问庆亮。

“艺术家可以是个社运分子，社运分子可以是个艺术家。”

“你是艺术家还是社运分子？”

“我是个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