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邹文森
新加坡建国之初,宗教和种族是敏感话题,一触即发。也正因我们在宗教和种族,这两个最容易挑起仇恨的议题上,受过极为深刻的教训,我们以“consensus, not conflict”作为立国的共有价值观,短短数字,却微言大义。摒弃冲突,通过共识解决矛盾,强调妥协和国家团结的重要性。
几年前,在AWARE夺权事件当中,愤慨和怒吼的女性形象令大众不知所措,有人赞有人弹。我想这种所谓 “过激”的反应,其实只是有意识的战术选用,既然在打一场与“政治选举”雷同的选战,又怎能温文尔雅呢。冲突似乎结束了,但共识在哪?一些“父母”联名上书,促使AWARE性教育课程停办,教育部也大举改革其课程;某议员批评妇女不文明,指责报章立场偏颇,海峡时报不甘示弱,著文辩驳;有人致函报章,唇枪舌剑,辩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萧锦鸿议员被人反复围剿,现在仅称萧先生。反复的过招,说明冲突只是从表层潜伏为暗流,莫论共识。
外来人口的问题也将一直伴随着我们。香港近日发生地铁冲突事件,引来了港民齐唱“蝗虫天下”,欲把大陆“害虫”逐出香江。在中国,较为富裕的上海人与深圳人歧视外地人;澳洲人排斥亚裔移民;远在欧洲,还有举着“反回教徒侵略”的挪威杀人狂魔。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类迁徙,也印证了外来人与在地人的矛盾冲突是亘古有之,不分文化的。我国生育力下降,人力不足。放宽移民,吸引外来劳工是迫切的政策选择。我们这里的冲突不是特例,也不会因为我们大多都是华人,而变得更易调控。
“不搞冲突,拥抱共识”的理性认知,在过去行得通,可能是因为发表想法的空间,仅限传统媒体上,审查制度也构造了温和的舆论面目。但是,随着言论空间的扩大,如互联网和示威条例的放宽,这类较为激烈的冲突只会有增无减。
政治层面也是如此。从前,反对党议员极少,难与分庭抗礼,决策过程几乎由执政党一手促成,反对的声音薄弱。而现在制度改革,我们迎来国会新景象,未来的论争同样只会有增无减。
简而言之,冲突只会越来越多,而共识只会越来越少。许多矛盾只会以一种暗流的形式,悬而未决地潜藏在社会表层之下,等待再现的一天。
事实上,意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任何社会都是必然的。笔者对“冲突”没有价值判断,以AWARE事件为例,笔者宁愿相信两方秉持的都是善念。因为相信并坚持自己的信念是真理,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既然两方在原则上有着难以妥协的分歧,共识也当然不是必然的,难以强求。
多年来,我们拥抱“consensus, not conflict”的价值观,人民也习惯了以温和的面目面对矛盾,甚至望向政府斡旋。但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民对于自由和开放的诉求越来越高,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问题唯一的解决终端。AWARE事件中,政府选择不强势介入。而最近的武吉知马火车站拆除和咖啡山坟场再规划,政府都尽量以协商的态度出发,并且归还民间一定的职能和权力,通过社区群众来解决问题。这些有为和无所为,都说明政治领导已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当我们给予冲突酝酿和展开的空间,考验的其实是人民的成熟度。笔者担心,随着冲突的日益浮现,尤其当如宗教与种族一般敏感的课题被牵扯其中,我们是否做好理性面对、积极看待的心理准备?当越来越多矛盾以激烈的面貌涌现的时候,我们需要成熟的承认并且接受分歧的存在,而不是急于否定,因为单纯的寻求共识,甚至奢求解决矛盾,并不比过去那般想象中容易。
摄影:Pantheon
![]() |
笔者是本地年轻编剧和华文老师。 |